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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新历史文化及其创新
    当前位置:市情研究   发布时间:2013/3/15 15:19:00
    来源:  单位:党校  发布人:刘少云 点击:3001
          
                      市委党校  常国利
      地区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在特定地理、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历史传统等特定条件下,产生并不断演进和发展的,它具有稳定性的特点,从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地区社会发展的进程。本讲着重研究阜新历史文化的基本特质、影响以及阜新文化的创新问题。
      一、阜新历史文化的特质
      (一)从生产层面看,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粗放经营为特征的农牧文化
      阜新地处 “边外”,由特殊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轨迹决定,阜新是典型的农牧经济区,以粗放经营为特征的农牧文化是阜新历史文化的核心。
      从生产力时序上看,农牧经济要落后于农耕经济。农耕经济讲求精耕细作,集约经营,而农牧经济则是广种薄收,粗放经营,人们所说的“种一坡,收一车,打一簸箕,煮一锅” 就是对粗放经营的形象描述。农牧经济条件下的粗放经营,就必然导致人们生活上的简易懒散,尚武轻文,对生活的质量的低标准和低要求。
      首先,有比较才有鉴别。阜新与北镇、黑山是“村挨村,户挨户,地挨地,拢挨拢”的近邻,但“边里”与“边外”的划分,却呈现了农牧经济和非农牧经济两种不同的景象,每到春天,北镇、黑山是“人勤春来早”,展现的是一派繁忙的备耕场面,进入人们视野的是整齐、平整的田间地陇;而再看阜新一侧,大地还没有苏醒,人们还在沉睡,田间地头遍布残留的秸秆和瓦砾,仿佛是两个世界。
      其次,受农牧文化的影响,在阜新地区县城的选址和布局上,反映出鲜明的重农牧、轻商贸的倾向。
      先说彰武县县治所的选址,清光绪之前,彰武县北侧45公里的库伦旗是东蒙的商贸中心,光绪以后,库仑旗的商贸中心地位逐渐被哈尔套所取代。光绪末年,哈尔套已成为辽宁地区与东蒙的商品贸易门户,并形成了较大的集镇。据民国初年的《彰武县志》记载:“设治之前既有哈镇,彼时该镇户口胜于县城,故邮电、电报、税捐所均在焉。其他如警务分局、男女学校无不设备”,并有建于嘉庆年间的龙凤寺,每年四月十八日是举办庙会,届时香客、商贾云集,为阜新地区内唯一的商贸中心。1902年,彰武设县,按照历史发展的积淀和商贸的繁荣程度,哈尔套应该是县治所的首选。可是如此繁荣之地,竟没有成为县治所所在呢?原因何在?理由很简单,因哈尔套“人烟稠密,良莠不齐”,而选取在45公里之外的荒僻小屯。这一小屯“仅二三户耳,乃放牛羊之区,一片荒野,四无人烟,有东西大道,车辆往东省载运粮货由此经过,故名横道子。”这就是现在的彰武县址。建县后,奉天报纸曾以《边外景象》为题报导称:“县城围以土墙,东西南北不及里余,城中只寥寥数十户,所有食用无间除牛羊猪肉外,无一自产物,均由新郡(新民县)运去者,边外萧条之景象,与此可窥一斑矣。”总之,由于重农牧、轻商贸,使彰武立县时丧失了成为东蒙乃至东北地区皮毛等货物集地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历史机遇。
      无独有偶,阜新县也是如此。阜新县1903年建县,当时县治所在今内蒙的青龙山,1911年由青龙山南迁时,也面临选址问题。按照现在的观点应放到佛寺,因为到清末民初,瑞应寺经200多年的发展,不仅建成了宏大的寺庙群,成为 “东藏”,而且形成比较完备的商贸、餐饮服务区,具备了承载与辐射功能,但阜新县治所于1911年南迁时,选择新县址却背离了这一宗教文化与商贸的聚集地,而是另辟新址,选在了远离瑞应寺的“水泉以西、邱家店以东为之向阳地”为县治所,一直到现在。
      (二)从精神层面看,是提倡禁欲、注重修持的喇嘛教文化
      在阜新地区,反映在生产层面的是粗放经营的农牧文化,反映在精神层面的则是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宗教文化和民族民俗文化。
      藏传佛教,也称喇嘛教,是由青海喇嘛宗客巴所创立。清朝入关前,喇嘛教就已传入东北,清朝入关以后,更是大力弘扬。原因在于清朝统治者把“以黄教柔顺蒙古”作为一项国策。他们认为“多修一座庙,胜养十万兵”,于是广修寺庙,鼓励蒙古族民众当喇嘛,给予优厚待遇。清朝统治者在征服内蒙过程中,深知蒙古人秉性刚毅,惟借宗教才可使其化勇敢尚武为懦弱驯服。对此,莫过于乾隆皇帝的圣诏说得明确:“兴黄教即所以安蒙古,所系非小,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之,以为怀柔之道也”,从而把扶持喇嘛教定为国策,用喇嘛教来驾驭蒙古。清顺治八年(1651年),在今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富荣镇修建瑞昌寺(即黑帝庙),喇嘛教即传入此地。
      在阜新地区,喇嘛庙多,喇嘛多,可谓蒙古地区的盟旗之最。据调查:“阜新地区在清王朝有喇嘛寺庙360多座。实行旗有旗庙,村有村庙,大一点的门户也要有家庙”,阜新地域不大,但全境有皇帝御赐牌匾的喇嘛庙4座,它们是瑞应寺(佛寺)、佑安寺(于喇嘛寺)、普安寺(海棠山)和吉庆寺(塔子沟)。其中瑞应寺(又称葛根苏木,汉译佛寺),始建于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诏拨国帑扩建,于1704年竣工,康熙帝亲书牌匾额“瑞应寺”,是阜新地区最大的寺庙,也是东部蒙古地区最大的寺庙之一。
      阜新是受喇嘛教影响较深的地区之一。有清一代的300多年间,喇嘛教的佛事活动同蒙古族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或融合于民族文化,或瓦解了民族精神,进而影响到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首先,喇嘛教宣扬今世的贫困是前世注定,要人们听天由命,忍受苦难,以换取来世的幸福,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喇嘛教软化了民族精神,给蒙古族人民头上又增加了一层神权,使他们遭受更深重的精神压迫。其次是造成生产力的倒退。喇嘛教主张禁欲,重视休持,当喇嘛不准结婚, 禁止僧人有家室之累,从而严重影响了蒙古族地区人口的增长,仅以瑞应寺为例,在280年的历史中,整整影响了五代人生育,到解放前大约减少人口11万人。另外,聪明伶俐的男孩去当喇嘛,智力平常,身体虚弱或残疾者留在家中娶妻生子,这势必对人口的素质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再次,延误了文化的发展。当时,阜新地区的喇嘛教寺庙多达300余所,却没有一所学校。直到1908年(光绪末年),王府才设立了一所维新学堂,到民国年间,人数还不到百人。有的村庄出家的喇嘛几十人,但中学生只有一二名,有不少村庄甚至连小学生都没有。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作为喇嘛教的宗教文化,具有很强的道德教化功能,它比之北方原始宗教萨满教有一定的进步,对于改变蒙古社会的以牲殉葬的落后、野蛮习俗有着积极作用,并在蒙医蒙药、宗教哲学、建筑艺术、宗教文艺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从社会流动看,是非规范型互动型的移民文化
      东北地区的居民除本地的少数民族外,大部分是由移民构成的。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于天灾人祸,山东、河北的农民背井离乡来“闯关东”。他们以辽河为桥头堡,逐步向东北的腹地深入,并且一代一代不断本土化,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农耕社会的独特结构方式和移民文化,称为“闯关东”文化。
      从文化层面上看,移民所带来的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复制,文化根基不深,底蕴不厚。表现在婚丧嫁娶、年节时令等日常社会生活方面,阜新人都是很随意,“讲究”没有关里多。
      从社会层面看,移民作为一个群体,往往不是以家族方式迁徙的,而是以个人或小家庭方式迁徙的。他们的家族性弱化,单位成为无家族的移民们的家族集团的替代品,对单位的归属感强。从社会学角度讲,一个人的正式社会支持来自单位,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来自朋友。东北人非常注重朋友,办事找朋友,强调够朋友,讲义气,人际关系依赖性强。这些特点与计划经济相结合,则形成了一种惰性的社会结构。为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必须对东北社会的单位本位、人际关系、非规范型互助与社会流动的保守趋势加以认真、彻底的改造,代之以市场经济社会需要的契约关系本位、科层化法制化的规范性人际互动关系,以及开放性和流动性。
      从生产生活上看,由于东北地区生存空间大,生存压力低,导致东北人生活方式较悠闲、懒散。俗话说,东北人是“三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三个月干闲,三个月扯淡”,与此相应,就产生了东北的二人转等“休闲(文艺)文化”,这和西部地区的“生存文化”正好相反,西部的自然条件恶劣,土地瘠薄、干旱少雨,因而,西部的所有文艺形式,如“秦腔” “信天游”和“走西口”,都或多或少的透露出一种悲怆和凄凉,是一种“我要活”的生存呐喊。而东北文化则是一种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的放松,放松到了一定程度就是懒散和惰性。
      (四)从制度输入看,是以资源依赖为基础的矿山文化
      随着新中国建立,阜新“因煤而兴”,成为国家的重要能源基地,成为闻名的 “煤电之城”,由此,矿山文化成为阜新文化的要素之一。
      从矿山文化的形成看,是和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煤炭企业的生产特点,以及当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背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阜新矿山文化汲取了农牧文化中的特质,并将其溶解和释放到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有组织的企业当中,从而产生了在传统社会下从未有过的巨大能量,孕育了阜新的煤矿工人豪放豁达,团结协作,无私奉献、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特别能战斗”的品格,形成了 “脚踏实地走路,顽强拼搏向前”的阜新精神,从而为阜新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文化支撑。矿山文化有如下特质:
      1.风险型文化。从生产过程来看,煤炭生产历来就是安全风险比较大的行业,安全隐患多,死亡率高,是一个风险较高的行业。因此,无论是企业还是矿工,都有一种风险意识。企业要把安全生产放到首位,永不松懈,作为矿工要树立珍爱生命,安全生产的观念,克服“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天喝凉水”的消极心态。
      2.硬汉型文化。从煤炭行业的生产特征看,具有规模宏大、时空性强、多变多灾、死亡率高、风险大的特点。这就要求职工要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扬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在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打敢拼,敢于胜利。
      3.奉献型文化。长期以来,阜新煤矿职工,“爱矿山,做主人,献身煤炭事业”,“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形成了一种奉献精神,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坦荡的襟怀,粗犷的品格特征。这种奉献精神既是煤炭企业的优良传统,又是阜新城市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特质。
      4.协作型文化。从煤炭企业的管理特征来看,煤炭企业受地质和周期条件的影响,生产过程是多工种、多工序的重复进行,技术管理复杂,计划指标多变,经济效果悬殊,增加了企业管理的难度,因而,煤炭企业生产过程在客观上要求形成的大协作、大循环、大联合的文化氛围。要求生产过程的多环节,多工序,要求必须协调一致,密切配合,否则就极易造成生产过程的中断。这种生产过程中的协作精神,泛化到社会生活中,就是一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城市精神。
      同时,要看到,矿山文化从本质上讲是“靠山吃山,靠煤吃煤” 的资源型文化。这种文化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形成文化的同质性,缺乏异质多样性。这种同质性被“群体思维”的社会过程所强化,排斥外部的事物,从而导致人们思想和认识上的趋同,妨碍了对信息的灵敏察觉和分析判断,导致了创新意识的缺乏。其次,和资源型文化相联系,矿山文化又是封闭型文化。从煤矿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来看,大都远离城市,地处城乡结合部,有的甚至地处穷乡僻壤,环境闭塞,受现代文明的冲击较小。这些企业在建设初期受环境制约,文化积淀很薄,表现出地域封闭、交融同化、亲缘交错的地域特征。这种封闭型的原生文化对现代文化具有一种天然的“抗力”。如果对劳动环境、劳动性质和劳动者自身状况不进行变革,就很难形成一种开放的、现代的、优秀的文化氛围。
    同时需要提及的,由于多年殖民主义的影响,在人们的内心深处还残存着殖民地文化,这一点不应被忽略。
       二、阜新历史文化的功能和影响
      阜新历史文化是以东北文化为背景,以柳条边外农牧文化为内涵,吸收民族宗教文化文化和移民文化,并与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矿山文化相融合的一种地区文化。在总体上是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从功能上看,它是整合计划经济时期以国有或集体经济为基本单位的“单位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和利益关系,在物质生活匮乏、条件比较艰苦的年代,它对于人们加强团结协作,克服困难,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和作用。
      其作用在于,它养成了阜新人忠厚质朴、诚信友善,吃苦耐劳,服从大局,无私奉献、宽容大度,注重感情,具有包容精神的文化个性。使阜新人具备了在艰苦条件下,特别能忍耐;在有组织情况下,特别能战斗的特质。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阜新历史文化的内涵和特质,受到新的体制的冲击和挑战,其不足和缺陷就暴露出来了:
      一是农牧经济粗犷的文化惯性,加重了粗放式经营的倾向和生活上的简易懒散,遇到问题,看困难多,畏难情绪严重。当农牧文化的特质融入矿山文化后,资源意识和“国有意识”的熏陶又强化了人们的依赖思想、等靠要意识和怠惰心理。二是喇嘛教文化的影响弱化了经济发展的人文动力,人们听天由命,不思进取,市场意识不强,缺乏竞争观念、进取精神。三是移民文化的影响,在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形成非规范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流动,人们重感性,轻理性;重人情,轻法理,使整个社会处于“胶着”状态,从而影响了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总之,它无法帮助人们适应新的规制和要求,更无法满足人们的心理诉求,一些人在感到迷茫和困惑的时候,已不能再从中寻找答案。
      出路何在,只有进行文化创新。即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扬弃”的理论,重构良性互动的新型文化体系,才能使阜新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
      三、阜新文化创新的思考
      (一)全面提升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是一个地区所有的社会成员特有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标准、情感态度、信仰崇拜等的概括,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由于阜新地区的相对封闭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阜新干部群众的精神文化停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牧文化的和以资源依赖为基础的矿山文化的层面,其表现是重农牧,轻工商,市场意识不强;习惯守家恋地,不习惯闯荡天下,进取意识不强;习惯执行型,不习惯开拓型,创新精神不强。因此,全面提升精华文化,也就是阜新文化创新的基本要求。
      1.按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文化创新置于现代化建设之中,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创新的互动,以文化创新引导社会发展,以社会发展促进文化创新,尽快实现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从农牧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单一资源城市向多重结构的城市转型,这是阜新文化创新的基本要求。
      2.要把现代化建设和经济转型当作提升精神文化的实践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没有现代化经济建设,新的观念的确立就没有实践基础,文化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提升精神文化,不能坐而论道,闭门造车,而是要积极投身到实践中来,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思考。
      3.要把理论创新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当作观念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用正确的理论武装人、教育人,用理论创新的成果回答和解决新问题,搞好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为观念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舆论支持。
      4.要通过丰富多彩、健康的文化生活,寓教于乐、陶冶情操、移风易俗,更新观念,为精神文化的提升创造良好的氛围。并经过长期的探索,形成独具特色的阜新人文文化、建筑文化、旅游文化、餐饮文化,使文化建设成为观念创新的载体。
      (二)实现从矿山文化到现代都市文化的转变
      矿山文化,反映了在单一资源的社会条件下,阜新市民的价值追求和利益诉求,也反映了 “煤电之城”厚重、朴实的风格特征,起到了鼓舞人、教育人、凝聚人的作用。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和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矿山文化就暴露出它的局限性。
      一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原有的内涵过于狭隘。无法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经济转型以来经过实践检验、被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诸如自主创新、开放进取等新的理念;二是不能全面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群体的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诸如崇尚科学、人文关爱等等;三是缺乏现代社会对人的规制和要求,诸如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等,从城市文化的功能上讲,不利于现代公民成熟人格的培养,不利于对外宣传阜新的城市形象。因此,实现从矿山文化到现代城市文化的转型是文化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
      建设现代都市文化,首先要搞好城市定位。城市定位是文化建设的一个前提,城市文化建设要围绕城市定位展开,没有城市定位的文化建设是盲目的。当然,城市定位也是一个历史自然的过程,也不可过于急躁。
      其次,现代城市文化建设要以塑造具有现代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民主法治意识的现代市民群体为目标。这是坚持以人为本、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回归公共服务职能本位的具体要求。
      只有形成了全社会认可的现代都市文化,才能要以它为统领,搞好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校园文化、公益文化(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公园)和体育文化的建设,形成一个由多元文化组合、多种板块集成、结构相对合理的文化体系。
      (三)实现从资源文化到创业文化的转变
      阜新发展后劲不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创业文化,没有创业动力。从历史上看,我们的祖先是很有创业精神的,由此也就积淀了“蒙古贞”文化和“闯关东”文化。但由于几代人长期生活在自然经济的状态下,生活的需求得到了基本的满足,创业文化就发生了由“闯关东”到“猫冬”,由“开荒占草”到“老守田园”的蜕变。特别是由于煤炭资源的开发,形成了“靠山吃山、靠煤吃煤”的资源型文化,因此,阜新要发展,必须摒弃资源型文化,弘扬和重新构筑创业文化。
      固然资源丰富比资源贫乏要好。那么,资源丰富究竟有多少优势,有没有劣势?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和官员一谈到发展优势,都无不自豪地谈起自己丰富的资源,资源几乎成了地区的经济依赖和人们的精神支柱。其实,在优势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劣势。一是资源丰富使欠发达地区在和发达地区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利的贸易交换地位,地区的利益在经济交换中流失。二是资源丰富容易形成单一的资源型生产结构,一旦这种资源的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则带来职工下岗、就业困难、税收萎缩、没有替代产业和技术等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技术问题。三是资源丰富容易导致该地区的企业不思技术进步、不求降低消耗、不计成本高低,形成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四是由资源丰富造成的过度开发,从而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煤炭丰富,于是大量开采,贡献煤炭,或建立重化工基地,地塌山陷、矸石四处、河流变黑、烟尘弥漫。
      总结发展的历史,资源丰富+僵化的体制+简单卖原料和初级产品+没有市场+没有用好人才+没有技术=资源劣势=落后的经济。对于一些地方为了一时的加快发展,提出的“资源立市” “资源立县”的发展战略,应作冷静的分析,丰厚的资源固然可以“立市”“立县”,可以维持生存和发展,靠出卖资源日子过得可能很好,但是,久而久之,经历一个资源周期,人们就会尝到优势变劣势的后果,更为严重的是会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种下一颗“资源型文化”的种子,影响到人们的观念和思维。因此实现观念创新,首先就要实现由资源型文化到创业型文化的转变。
      (四)盘活文化资源、搞好文化产业
      阜新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号称中华第一村的查海古人类遗址;有较大规模辽代后族墓葬群的发现;有为清初时期东蒙地区宗教、医学、文化中心的藏传佛教着名的寺庙瑞应寺;有境内距今300多年的被誉为黄教一大奇观的海棠山的摩崖造像。同时,阜新民间文化底蕴丰厚,剪纸、根雕、绘画、查玛舞、玛瑙工艺源远流长。
      首先,要加强领导、涵养人才、重视专业队伍的建设。专业队伍是文化建设应该依靠的主要力量,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要提供更多的研究经费,提供更大的学术空间,发挥他们的特长,深入挖掘其文化价值,形成由多元文化组合、多种板块集成的、结构相对合理的文化体系,这是盘活文化资源的重要前提。
      其次,走产业化运作之路,开发利用好阜新的文化资源。其一是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利用企业力量和社会的力量来开发文化资源,促进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其二是要利用“藏艺于民”的优势,采取人才组合机制开展具有特色的文化精品生产,提高阜新城市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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