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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阜新历史沿革及基本特征
    当前位置:市情研究   发布时间:2013/3/15 15:15:00
    来源:  单位:党校  发布人:刘少云 点击:2667
          
                    市委党校  常国利
      一、 阜新的历史沿革的大致脉络
      阜新的史前文明可以追溯到7600年前的查海文化,上古以来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和东周时期。但历史上的阜新毕竟属于边塞地区,人烟稀少,虽然有很多古代少数民族在阜新大地上生存繁衍过,但历史留给阜新的痕迹大多都比较浅淡。我认为,对阜新的历史开始产生重要影响的朝代是辽代。那么,从辽开始,我把阜新历史沿革过程大致归纳为五个时期。
      1.辽代草原州城的建立标志着阜新开始成为古代农业经济区
      阜新地处辽西,处在沙漠草原与农业区的过渡地带,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早在1000多年以前的辽代时期(916—1125),契丹人在此可牧可猎,汉人迁到这里可耕可织,因此,阜新是契丹人活动的重要场所,是辽代的腹地。目前,阜新全境已发现辽代墓葬50多处,其中辽朝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肖氏的墓地就有10多处,仅此就足以说明阜新在辽代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辽代是契丹人建立的国家,和辽代同时存在的中原政权是北宋(960-1127)。早在契丹人建国前,就开始了以扩大领土,掠夺财富和人口为目的的征服战争。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当上皇帝后,继续率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攻城夺地,抢夺财富,掠虏人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把掠到的大量人口“依唐州县置以居之”。在广阔的草原上大兴板筑,修建城郭,安置从中原、渤海(镜泊湖一带)等劫掠的汉民和渤海、高句丽人。于是在诸王、外戚、大臣的领地上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私城。辽代在阜新建立了很多草原州城,也可称之为“头下军州”,头 下军州是辽代早中期的一种特殊的分封地方制度。考古证明,阜新地区这一时期分布着九座州城:
       壕州    彰武县四堡子乡小南洼
       顺州   阜蒙县大巴镇五家子村
       渭州   彰武县四堡子乡韩家杖子村沙力沟屯
       成州   阜蒙县红帽子乡西红帽子村
       懿洲   阜蒙县塔营子乡
       徽州   阜蒙县旧庙镇他不朗村
       闾州   阜蒙县十家子烧锅屯村
       遂州   彰武县四和城乡土城子村
       欢州   阜蒙县大巴镇半截塔村
      最早在阜新建立州城的是契丹国舅宰相阿古只。他于神册二年(公元917年),跟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南征,将劫掠的涿州一带的汉民6000余户,安置于今彰武县四堡子乡小南洼筑城建州,取名壕州。以后,辽圣宗耶律隆储于太平元年和三年(1021、1023年),为两个女儿晋国长公主和燕国长公主,分别在阜新县红帽子乡和塔营子乡修筑成州和懿洲,赐媵户(陪嫁的奴隶)各4000,这些媵户多半是俘虏来的,其中很多是汉民。
      随着州城的建立,阜新地区的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因为,被劫掠到阜新的汉人,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耕作经验和农具制作技术,他们在头下军州的组织形式下,围绕州城,开垦生荒,促进了农业发展。从各州的人数上看,多则上万户,少则几百户,其生产规模是很大的。地处阜新县旧庙镇他不朗村的渭州当时的媵臣万户,在整个辽朝时期,是户数最多的一个州城。几万人的生产生活,没有相当的农业基础是不行的。而且很自然的要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因此,这些州城的出现,标志着阜新已经成为古代发达的农业经济地区。
      2.辽金元的战略后方及明初战乱所导致城池废弃土地荒芜
    辽代从公元916年建国,到公元1125年被女真族所灭,共存续了二百多年。女真族是继契丹之后崛起于我国东北的又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女真族的首领完颜阿骨打在1115年建立了金朝(1115——1234)后,在1125年灭亡了辽朝,而后迅速的挥师南进,于1127年(靖康二年)攻占开封,灭亡北宋。当时的阜新地区地处通向中原,连接东北的战略要地,是女真族同辽王朝征战的重地。
      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在1234年被在我国北部崛起的一个强大的蒙古大帝国所灭。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蒙古大帝国前后灭亡西辽、西夏和金,并对南宋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征服吐藩和大理。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建立元朝。
      今阜新地区是元朝北接蒙古,南通大都,东连辽阳及沟通高丽国的交通要道,成为关内外经济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转运站和集散地。到了金元时期,阜新地区的州城又有了很大发展,400多年来,阜新地区的人口已发展到30多万。
      元朝历时98年(1271-1368),元朝灭亡时,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从元大都北京跑到了现蒙古共和国的和林,建立了“北元”割据政权与明朝对抗,当时阜新地区为北元势力所控制。为防北元势力的侵扰,明王朝在重修万里长城的同时,为防止蒙古、女真等民族的扰掠和制止汉民的潜逃,明正统七年(1442年),费时几十年,修建了辽东边墙,史称明代长城。这道边墙的途经阜新,基本走向是:西起山海关西北山上的吾名口关,向北延伸,经兴城、锦州、义县、清河门进入阜新与北宁交界的医巫闾山,又经白土厂门过黑山、盘山、开原南折转制鸭绿江九连山,长达1760余里(一说为2300余里)。
      辽东边墙可分为三大段,北镇以西一段称“西部边墙”,北镇至威远堡一段称“辽河边墙”,这两端边墙修建较早,是为防止兀良哈部南袭而建。开原至鸭绿江边的一段,称作 “东部边墙”,是为防御女真内犯。经阜新的边墙属辽西边墙,大致从义县清河城的大清堡过清河门的细河堡,沿山颠过二道领至白土厂门。辽东边墙不是东北边界的标志,它是当时国内阶级、民族矛盾斗争的产物。  
      明代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屯兵广宁,与边墙外蒙古诸部及其女真族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战争,由于长期战乱,阜新地区经400多年发展起来的大小州城,大都毁于战火。同时,明王朝下令“民之近边者,徙内地”,阜新地区各州城残留的农业人口大都迁入边墙以里。洪武十年(1377年)罢辽东府县,实行军事屯田。为加强北京的防御力量,永乐元年(1403年)将懿州一部分人口徙治三河县、顺义县,从而导致阜新境内城池废弃,土地荒芜。
      3.明末清初,蒙古贞入驻、柳条边的修建和养息牧场的设立,阜新成为封闭的农牧经济区
      明末清初,蒙古贞入驻、柳条边的修建和养息牧场的设立,是阜新历史上的三件大事,对阜新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是蒙古贞入驻 。早在金元时期,阜新就有蒙古兀良哈部、阿鲁台部、喀喇沁部、达旦部、察哈尔部和喀尔喀部先后徙来阜新驻牧。当时的蒙古贞还没有东迁,现在的蒙古贞是17世纪初期迁徙到阜新地区的。据史料记载,蒙古贞部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部落。在历代汉文史书中,蒙古贞音译为“忙豁勒真”、“蒙古勒津、”“猛古振”等。据《蒙古秘史》记载,早在9世纪是,它以“忙豁勒真”之名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蒙古族简史》和《成吉思汗史》记载,1204-1217年,蒙郭勒津因参加反对成吉思汗的两次叛乱而遭到镇压,其部最终被安置在今额尔济斯河一带驻牧。在14世纪后半叶以后,“正当北元内部战乱时期,蒙郭勒津部落经博尔塔拉逐渐迁移到河套地区驻牧”。
      大约在16世纪中期,蒙古勒津部落开始了东迁,历经几十年时间,在17世纪初,蒙古贞部随土默特部迁入阜新境内,而土默特部入驻朝阳。入驻阜新之后,当时归蒙族兀良哈部落的领导。从此蒙古族的文化习惯与汉族相互融合,蒙族的生产方式、宗教文化对阜新地区的地域文化发生了较大的、深层次的影响,蒙古贞的入驻使阜新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
      其次,是柳条边的修建 。人们都听说过,阜新在有清一代被称为“边外”,而义县、北镇、黑山则被称为“边里”,这起源于清初柳条边的修建。为什么要修建柳条边呢?清朝崛起于东北,在1644年夺取全国政权,进入北京之后,清朝统治者认为“盛京、吉林为本朝的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特与满洲风俗莜关”,以维护游牧民族能骑善射的武略习俗和保护当地的土特产品资源为由,顺治五年(1648年)开始划界修边,顺治十一年(1654年)陆续完成。据《柳边纪略》记载:“今辽东皆插柳条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中原)之竹篱,而掘壕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 。并制定条律设置21处边门,经阜新地区的“柳条边门”有清河边门、白土厂边门、彰武台边门和临近的叶茂台边门、法库边门。   柳条边不同于明代边墙,明代边墙是军事界限,具有防御功能,而柳条边则是气候、植被和社会经济活动及人文因素的混合产物,是一条有型的经济文化界限。柳条边的最大作用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形态的相互冲突,因而它严重影响了阜新与边内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各族人民的往来,人为的阻断了边里边外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延缓了边外农业经济的发展,使阜新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使其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边里”。直到19世纪末,清政府实行“开放边禁,移民垦殖”的政策以后,边里及山东、河北的大批汉人涌入阜新地区,开垦土地,种植农田,于是阜新成了蒙汉共居的地区。特别是1902年设置彰武县、1903年设置阜新县以后,阜新的农业有了相应的发展。
      再次,几乎在柳条边修建的同时,清朝在彰武设立养息牧场。彰武一带人烟稀少,且水草丰茂,早在金元时期,扬怪木河(养息河)流域,就设置过官私牧场。明清之际,这里是蒙古部落的驻牧地,清初名为苏鲁克。苏鲁克是蒙语,即“畜群”,意味放牧牛羊之地。顺治初年,清廷从察哈尔部征调蒙古牧民16个家族32户230余人来此放牧。顺治4年(1647年),蒙古王公将牧地献给朝廷,改为清廷牧场,归盛京礼部管理,其牧养的牛羊供三陵(兴京新宾永陵、盛京东陵福陵、盛京北陵昭陵)祭祀之用。清朝迁都北京后,东北的“三陵”所需祭畜大部分仍依旧靠苏鲁克供应。
      乾隆以后,牧场不仅供应“三陵”祭品,而且海供应宫廷王公所需的乳酪饼等畜产品,并供应武备院所需皮革以及驻察哈尔部军士的犒劳,供应量不断增加。于是乾隆三十二年(1769年)再次扩大牧场,将牧场西北的今库仑旗三家子一带新扩展的牧场,定名为新苏鲁克,由驻义州的察哈尔部迁五户蒙古牧民来此放牧。
      至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养息牧场地方设立彰武县。至此,养息牧场即不复存在,它从清顺治二年议准设立,到光绪二十八年彰武设县,有长达257年的历史。
      4.民国时期阜新成为日伪掠夺煤炭资源的重要矿区
      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沙皇俄国战败和日本获胜而宣告结束,从而我国东北开始沦落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势力范围。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继之而来的是封建军阀的割据混战和外国列强对我国侵略扩张和对资源的掠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日本乘机在中国东北大肆扩张侵略势力,把魔爪伸向阜新地区。当年六月,日本国大仓组合派技师大日方一辅一行三人来阜新窃探煤炭情报,当他们走到距新邱四十里的大巴苇子沟村附近时,遭到阜新绿林英雄张凤义的袭击,张将大日方一辅当场击毙。就大日方一辅被打死一事,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并要求发给抚恤金三万元,同时日本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政府无理提出以新邱六矿开采权作为赔偿。当时中国是袁世凯政府,他为了获得日本的支持,实现皇帝梦,丧权辱国,竟承认了日本人在新邱六矿的开采权,随后,由日本大仓组合经营,开办了所谓日中合办的大新、大兴公司。从此,日本殖民势力侵入阜新煤田。1916年大仓组合将阜新大新、大兴公司转让给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经营。“满铁”接管后,采取蚕食政策,制定进一步鲸吞整个阜新煤田的计划。1918年满铁利用汉奸盗卖矿权,开展所谓“新矿区运动”。当年九月,满铁通过汉奸刘海轩等人,强行收买了华胜、兴元、阜昌等12个矿区。
      继大仓组合、满铁之后,日本财阀、商人纷纷把魔爪伸进阜新矿区。一部分北洋军阀、官僚士绅借助日本人势力,利用中日合资名义,出卖煤矿主权而肥私。从民国八年(1919年)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由日方操作申请的矿区达118个,占阜新矿区的96%;而中国民族资本申请的矿区仅5个,占4%。由于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排挤打击,阜新矿区民族资本发展缓慢,而且纷纷破产。
      1931年(民国20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彰武, 1933年(民国22年)4月阜新沦陷。1932年(民国21年)3月,由日本军方操作,在中国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阜新、彰武也相继建立伪县公署。日本帝国主义对阜新煤矿进一步展开疯狂掠夺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日伪“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简称满炭)于1934年(民国23年)5月成立,阜新的大新、大兴两公司所属的13个矿井由“满铁”移交给满炭。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紧掠夺煤炭,强化统治机构,于1940年(民国29年)1月从阜新县腾出海州街建立阜新市。这是阜新市建制的开始。
      自1936年到1945年,日伪以各种手段搜刮中国劳动力总数在50万人以上,掠夺煤炭资源2526万多吨,死难矿工总数6.8万人。1940年,当年的产煤337万吨,占满炭总产量34.4%,死亡矿工1836人,据满炭死亡率之首。民国30年(1941年),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急需战争物资,在阜新矿区大搞“大出炭日”,规定每月8日、18日和28日为大出炭日,变本加厉进行掠夺式开采。
      5.“一五”时期国家能源基地的建设使阜新呈现辉煌
      1948年3月18日阜新解放,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解放前夕,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掠夺压榨和国民党的严重破坏,阜新地区百业萧条,满目疮痍,1947年煤炭产量只有122万吨,发电能力仅为800千瓦小时,粮食亩产不足百斤。国民党逃离阜新时,把煤矿设备器材拆运一空,全市缺水断电,矿区停产,交通阻隔,商业倒闭。
      从1953年开始,全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在“一五”期间,国家将156项重点工业项目中的58项落户于东北,24户落户于辽宁,4户(阜新电厂、海州露天煤矿,新邱立井、平安立井)落户在阜新。从1950年到1957年,国家对阜新的工业投资总额大41625万元,其中,阜新矿务局和阜新发电厂占投资额的90.3%,与1952年比,煤炭生产新增生产能力899万吨,发电装机容量新增12.5万千瓦,初步确立了阜新能源生产基地的地位,使阜新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辉煌。建国50年来,阜新为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累计为国家贡献煤炭5.6亿吨,输出电力1600亿千瓦时。每年的煤产量达到1200万吨,用载重60吨的汽车产出的煤炭,排列起来可以绕地球赤道四周半。同时,阜新人也因此较早地经受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锻炼,培育出中国产业工人所具有的团结协作、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秀品格。
      二、阜新历史沿革的特征
      1.社会经济及其文化的嵌入性。人们曾说,阜新是“塞外明珠”,这颗明珠是嵌入的。因为阜新历史上是少数民族的游牧地,人烟稀少,开发较晚。从辽以后,随着草原州城的建立,阜新地区迎来了第一次人口的大规模聚集。纵观辽以后的一千多年的历史,阜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嵌入性的特点。第一次嵌入是伴随着辽代草原州城的建立,中原的汉人与及其他少数民族到阜新落户。然后是蒙古族的一些部落,如兀良哈、阿鲁台、喀喇沁、达旦、察哈尔、喀尔喀到阜新驻牧。第二次嵌入是17世纪初期蒙古贞部落入驻阜新,使阜新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第三次嵌入是关内汉民的垦荒。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山东、河北、河南地区人多地少,加上天灾人祸,大量农民为谋生机“闯关东”。这样,关内的移民就以辽河为桥头堡,一步一步向北嵌入。当时的阜新的蒙古王公意识到农业比牧业更能增加他们的收入,招揽汉民私垦蒙荒,清政府不得不逐步放禁。第四次嵌入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的一五时期。在中央政策的大力倾斜和支持下,随着新型能源城市的建设,全国各地的工程技术人员来阜新参加建设,为阜新煤电之城的建设,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纵观这些嵌入,既是文化的嵌入,也是经济技术的嵌入,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过程。现在阜新市境内有31个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有30万,占全市总人口的15.87%,人口在1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蒙古族、满族、回族、锡伯族、朝鲜族,其中蒙古族人口为22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1%。阜新的各个民族和睦相处,紧密团结,奋发图强,共同建设着阜新美好的家园。
      2.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间歇性。发展的间歇性,首先突出的反应了整个东北历史发展特点。纵观古代社会,东北的社会发展走上了一条崛起,外迁,衰落;再崛起,再外迁,再衰落的历史循环之路。社会发展呈现出间歇性的特点,总是一个游牧民族,或者一个渔猎民族,在草原林莽间突然崛起,然后浩浩荡荡越过长城,逐鹿中原。他们一旦成功,则倾巢南迁,其故乡又回到天苍苍野茫茫的林海雪原的原始状态。
      其次,从阜新的小环境看也是如此。辽以后,由于战乱,阜新地区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还出现了倒退。到了元末明初,四百多年的草原州城大多都毁于战火。因此,阜新历史文化资源,除了辽以外,找不到其他的东西。到了清朝,随着蒙古贞的入驻,阜新地区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移民的冲击,阜新地区仅用100年时间,就从半原始的农牧社会一跃成为农耕社会,而且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社会制度的变迁,又一跃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煤电产业得到了率先发展,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阜新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然而,由于资源开采的周期性特点,在八十年代后期,以新邱煤矿的破产为标志,资源枯竭逐渐显现,到了2000年,阜新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65亿元,只是辽宁省的1.4%,“九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仅为2%,排在全省的最后。因此,阜新的经济转型迫在眉睫,只有实现转型才能跳出间歇性发展周期的羁绊,使阜新重获新生。
      3.区位的边缘性及过渡性。首先,从传统社会看,阜新位于辽宁西部,处于沙漠草原与农耕经济区的过度地带,阜新北部是内蒙古科尔沁沙地,西南面是农耕经济区,区位的边缘性与过渡性非常突出。明代的边墙和清代的柳条边从阜新境内穿过,客观上就是把阜新当作农耕经济区与农牧经济区的一个分界线。由于处在特殊的地理位置上,在加上土地瘠薄,气候干旱,阜新农业的发展方向也不好定位。其次,从现代社会来看,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组建城市群,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一个趋势,但由于阜新特殊的地理位置,又给阜新带来了新的难题,阜新东邻沈阳,但又不属于辽中城市群;西邻锦州,与锦州湾一百余里,但又不属于辽西沿海经济带,享受不到国家及省里制定的各项政策,阜新总是处在边缘化地带,地区发展缺少直接的依托,以至于在构建对外开放格局时,总是在搞一厢情愿的“融入”,处在被动之中。
      4.城市化的突发性、低水平和工业化的虚假性。从城市化的进程来看,阜新城市的兴起在于“因煤而兴”。由于煤炭采掘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从业人员的地域集中,在建设初期,导致各种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口大量汇集,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有可能超过50%,这样就造成一种高城市化的假象,而实际上,城市的其他产业,基础设施、市政工程并不能与之相配套,无法完成经济的“自组织”和自服务的功能,更不能承担起对外服务、集聚和扩散的区域功能,这就是所说的城市化的突发性和低水平。
      从工业化程度来看,阜新名曰“煤电之城”,是国家的能源基地,但工业化具有虚假性。工业化的标志性产业是制造业,而不是采掘业,制造业有很大的通用性和扩散性,而采掘业特别是煤炭行业,诸如设备、基础性生产设施、专用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都具有很高的专用性,这就意味着采掘业的设备、技术与人才不易扩散,无法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锁定”状态,这也是阜新工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经济总量过小的原因之一。为此,经济转型应大力发展工业,“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是经济转型的本质要求。
       总之,阜新是上古以来少数民族驻牧地,辽金元代的战略后方,明代的塞北屯卫,清代蒙古王公世袭领地和官方牧场,新中国的重要能源基地;阜新历史沿革所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移民垦殖—民族融合—农牧经济—资源开发;这期间,阜新曾经有过漫长的远古苍凉,经历过草原州城的繁荣和战乱的纷扰,饱受过殖民主义掠夺的伤痛,同时也尽情享受过作为新中国能源基地的辉煌与自豪。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面临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历史再一次把阜新推向了社会变革和经济转型的前沿,任重而道远。承载着转型的重任和民族振兴的使命,英雄的阜新人民一定能用勤劳的双手,书写出阜新历史更加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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